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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用具除了实用功能，更投注了文人的情感、情怀，是其精神世界的外化体现。例如南宋林洪《文房职方图赞》，明屠隆《考余事·文房器具笺》、文震亨《长物志》等，不胜枚举，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有40余种。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文房四宝”处于绝对核心地位，此外水盂、砚滴、笔洗作为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也格外受到重视。
中国式的书写、绘画可以说是以水为媒介、为中心的。笔耕丹青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水——
水注入砚池，墨块研磨成墨汁，毛笔蘸墨，书、画于纸或绢上，最后清水浣笔。
用水，必然需要水器。
北宋佚名《槐荫消夏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明代高濂所撰《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记述了文人书房的陈设，“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盂一，铜石镇纸一”。
另在古代的图像资料中，例如宋代的《槐荫消夏图》、清代帝王画像等中都能见到水器置于书案显著位置的情景。作为实物证据，传世、墓葬和瓷窑遗址出土的水器也数量众多。
清《弘历古装坐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文房中的水器按照功能可分为两类：一是用于辅助研墨的容器，主要包括贮存、灌注研墨用水的水盂、砚滴和水注；另一类是用于浣笔、调墨的笔洗。
这些水器匠心独具、精巧雅致，常置于文人书案或者阁架之上，既是文房必备，又是雅玩珍品，体现了文人的文化品味。正如“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小巧的水器蕴含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人文精神和哲学观念。
水中丞——水盂
五代定窑白釉出戟水盂（清宫旧藏原配金勺）高5.4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水盂又称水盛、水丞，在文房用具中断不可少。
南宋龙大渊《宋淳熙敕编古玉图谱》载：“水丞，贮砚水的小盂，亦名水中丞。”
赵希鹄所著《洞天清·水滴辨·晋人水盂》首次对水盂做出了评鉴：“余尝见长沙同官有小铜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号‘右军研水盂’，其底内有‘永和’字，此必晋人贮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
这两条记录都说明了水盂的作用是储存研墨用水。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会给水盂配备精致的小水勺，以便于舀水入砚池，雅致讲究。
东晋殴窑青釉点彩盖盂浙江省温州市双屿雨伞寺东晋升平三年墓出土现藏于温州市博物馆
西晋越窑青釉蟾形水盂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盂，原是用于盛放饮品的圆口贮存器，《说文解字》曰：“盂，饮器也。”水盂作为文房用具始于东汉，定型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水盂造型以越窑烧造的瓷质水盂为主，形制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盖盂，圆口、溜肩、扁圆腹，光素无纹或以点彩、印花装饰；另外一种是蟾形水盂，即在钵式水盂之上贴塑装饰蟾头、足等部件，形象生动，显得灵动而富有神秘色彩。
唐巩义窑绞胎水盂现藏于洛阳博物馆
唐越窑青釉五联砚盂1956年湖北省武汉市钵盂山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北宋越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盖盂上海市青浦区泉山遗址129号宋墓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北宋耀州窑青釉剔花三足带盖水盂1954年8月陕西省彬县洪龙河瓷器窖藏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唐宋时期，文人好古，文房用具形制多仿古而造、风格清雅。瓷质水盂仍是主流，各大窑场的精细瓷器品类中均有水盂一类。
水盂的形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盖盂，另外一类是动植物造型水盂。盖盂最为常见，圆口、深圆腹，多光素无纹，或简单刻划，追求造型、釉色之美。
五代耀州窑青釉摩羯形水盂1971年辽宁省北漂县北四家子公社水泉大队1号辽墓出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蟾形水盂四川省遂宁市窖藏出土长18厘米现藏于遂宁市博物馆
动物造型水盂的意匠主要来自于与水有关的祥瑞动物，如摩羯、蟾蜍、荷叶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文人笔记中，把向砚池添水的器皿混称作“水盂”或“水滴”，这一点从《水滴辩》的另外两条记述可以看出。
《铜水滴》：“铜性猛烈，贮水久则有毒，多脆笔豪。又滴上有孔，受尘，水所以不清，故铜器不可用。金银锡者，尤猥俗。”
《玉杯水滴》：“白玉或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尘污，立见而换之，此物堪作水滴。上加绿漆荷叶盖盖之。盖侧则作小穴，以小杓柄嵌入穴中，永无尘入。若当中作滴子，则尘必入。如无玉器，用古小瓷盂贮水亦佳。”
从文献中亦可看出，宋代文人认为玉质水盂最佳。
清雍正画珐琅桃式水丞清宫旧藏长7.5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清中期珊瑚釉柿子形水丞清宫旧藏口径7.8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元、明、清时期，具有吉祥寓意的俗文化被纳入了主流文化之中。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之下，水盂的造型和装饰多种多样，有祥瑞动物、植物元素，或者取材历史名人典故、神话传说等。
瓷质水盂仍是大宗，同时玉、玛瑙、石、金属、琉璃、紫砂等多种材质也运用到水盂的制作中，尤以皇家御用器物最为精美。
清中期青玉菊花式水丞清宫旧藏长13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与皇室追求奢华、精致不同，文人更喜爱古朴的文房。
屠隆在《考余事·文房器具笺·水中丞》中记载：“玉者，有陆子冈制，其碾兽面锦地与古尊同，亦佳器也。有古玉如中丞，半受血侵，元口瓮，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乃殉葬之物，古人不知何用，今作中丞，极佳。铜者，有宣铜雨雪沙金制法古铜瓿者，样式甚美；有古铜小尊，敞口、元腹、细足、高三寸许，以作中丞，特佳。陶者，有官、哥瓮肚元式，有钵盂小口式者，有仪楞肚者，有青东瓷菊瓣翁肚元足者，有定窑印花长样如瓶，但敞口可以贮水者，有元肚、束口、三足者，有龙泉瓮肚、周身细花纹者。近新烧均窑，俱法此式，奈不堪用。”
可以看出，玉质的水盂仍然最受文人喜爱，器型仍以上古铜器为雅。瓷质水盂最为实用和常见，定窑、耀州窑、龙泉窑等白瓷、青瓷水盂皆为雅玩。
文房用具除了实用功能，更投注了文人的情感、情怀，是其精神世界的外化体现。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文房四宝”处于绝对核心地位，此外水盂、砚滴、笔洗作为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也格外受到重视。
用水，必然需要水器。接《探秘：古代文房中的水器（上）》，我们继续探秘古代文房水器中的其他几类。
功同形异——砚滴、水注
三国越窑青釉兔型砚滴现藏于杭州市博物馆
砚滴和水注都是用于直接向砚池添水研墨的文房器具，功用相同，但是形制不同。水注为执壶形或带流盂式，而砚滴多仿生造型。砚滴也称水滴、书滴，是给砚池添水砚墨的小型器皿。砚滴多仿生造型，取材自然，形态各异，妙趣天成。
据《饮流斋说瓷》第九“杂具说”中载：“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
关于砚滴最早的文献记载是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晋灵公冢……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为书滴。”
三国吴越窑青釉蟾形砚滴1992年湖北省鄂州市出土高5.7厘米现藏于鄂州市博物馆
西晋越窑蟾形砚滴1976年湖北省鄂州市出土高7.8厘米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东晋越窑蟾形砚滴1957年福建省南安市丰州华侨中学狮子山东晋咸康元年墓出土现藏于福建博物院
从传世品和出土器物来看，现存最早的砚滴是东汉时期，如江苏扬州老虎墩汉墓出土的白玉飞熊砚滴。此外，还有蟾形、玄武形等象生造型砚滴。
北宋越窑青釉鸳鸯形砚滴1991年浙江省上虞市出土长16.5厘米现藏于上虞市博物馆
辽三彩猫形砚滴1973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大庙子镇出土长10厘米现藏于赤峰市松山区文物
金三彩鸭形壶1984年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出土高5.5厘米现藏于淄博市博物馆
唐宋时期，砚滴的风格由庄重神秘转向生动自然，造型多以祥瑞动物为主。蟾形水滴仍很流行。
南宋张邦基在《墨庄漫录》卷二曰：“禹余粮石，形势多怪，磊百出，或正虾蟆……可贮水作砚滴。”陆游《不睡》也有：“水冷砚蟾多薄冻，火残香鸭尚微烟。”之诗句，故蟾形水滴又称“砚蟾”。
北宋越窑青釉砚蟾1983年浙江省慈溪市彭东寺龙口出土通高7.5厘米现藏于慈溪市博物馆
出土和传世的宋代蟾形水滴很多，如1983年浙江慈溪文物部门征集的北宋越窑青釉蟾盂，造型别致，三足蟾昂首立于荷叶之上，蟾背上有一灌水圆孔，蟾嘴留口，用于出水。
水滴作为精巧的文房器皿不仅受到文人的喜爱，还升入庙堂，成为皇家的宠儿。
周必大《玉堂杂记》记载：“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类。”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
元磁灶窑酱釉蟾形砚滴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土尾庵窑址出土长8.4厘米现藏于福建博物院
元龙泉窑青釉童子牧牛砚滴1983年浙江省泰顺县新浦乡孙坪村出土长9.5厘米现藏于泰顺县博物馆
元、明、清时期，砚滴的题材进一步扩大，祥瑞动植物、历史神话人物、以及现实生活中富有情趣的美好事物，都被引入砚滴的设计制作，构思巧妙，精巧别致。
元龙泉窑青釉船型砚滴浙江省龙泉市上严儿村出土长16.7厘米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元龙泉窑青釉鱼形砚滴长12.3厘米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出水现藏于韩国国立博物馆
元代传世、墓葬和沉船出土、出水的实物非常多，如龙泉窑青釉船形砚滴，形状塑作船形，船中部有篷及身披蓑衣的船工，船仓下部中空，船头为流口，构思精巧、制作精良。
此外童子牧牛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砚滴题材，如龙泉窑、湖田窑等都有生产。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也多有精美的砚滴出水。经典的蟾形砚滴仍然可以看到。
明宜兴窑桃式砚滴清宫旧藏高11.9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碧玉瑞兽砚滴清宫旧藏长13.5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康雍乾三代皇帝对于文房用具喜爱有加，还经常参与文房的设计制作。中国文房无论从意匠、用料还是制作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准。御用水滴以仿生造型居多，材质多种多样，包括瓷、紫砂、玉、石、金属、玳瑁、玛瑙、竹、木等。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砚滴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是灌、注共用一口，如经典背的部置圆管的蟾形砚滴；另一种形制是灌、注分为两口的水滴。
砚池容量有限，注水研墨需要细缓的水流，两口砚滴应运而生。这种砚滴进、出水口分设，一上一下，设计更为巧妙，注水方式智慧地利用了虹吸原理，进水口还兼有控制水流的作用，即用手按住断水，放开出水。
明代学者陶宗仪就曾在《说郛三种》中介绍了这种砚滴的使用方法：“捻其窍，则水不滴，放之则滴。”
清孙廷诠所著《颜山杂记》记载：“凡为砚滴，先得顶口，次得腹，次得提，后得吐水。”
胡煦在《周易函书·篝灯约旨》写到：“书滴，上下两孔，故可以泄水。即坎卦上下两阴而中阳流动之义。若使塞其一孔，则一孔不泄，故朱子谓：‘坎塞其下流，则潴而为泽。’泽固停蓄不泄之水也。”
由此可见，砚滴不仅可以缓缓出水，而且可以通过按压进水口的方式，断开水流，更好地为研墨服务。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条彩纹水注高9厘米长沙窑遗址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元龙泉窑青釉瓜棱水注高6.3厘米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出水现藏于韩国国立博物馆
水注与水滴在形制上最大的区别在于，水注有流，用以出水。水注原本用作点茶、或者倒酒。从唐代开始人们创造性地给水盂加装流，成为了精巧实用的盂式水注。另外一种文房水注，形制是缩微的注壶。
浣笔调墨——笔洗
北宋汝窑天青釉洗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辽三彩印花牡丹纹砚洗（砚扣于洗之上）1972年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出土现藏于赤峰市博物馆
笔洗，盛水，用以浣笔、调墨。
盆形的洗出现于战国晚期，由商周时期的青铜盘演变而来。
商周时期，贵族宴饮须行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沃盥之时，用注水浇手，盘承接废水。战国以后，盘逐渐被洗代替。
直至北宋中晚期之前，盆形的洗用途仍是盥洗、盛废水之用。北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记载：“洗，承盥洗者，弃水之器也。”
从北宋晚期开始，浅腹的、小型的盆形洗作为浣笔器皿进入了文房，成为了笔洗。盆形洗，广口，扁圆腹，器底与口尺寸相近，放置稳当，更有利于浣笔。
元龙泉窑青釉蔗段洗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汝窑、哥窑、官窑、定窑、钧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各大窑场均烧造过精美的洗。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前的洗并非文人的案头用具，更多情况下由仆从端捧，供文人使用，在壁画资料中偶尔可以看到洗的使用情况。
赤峰辽墓壁画颂经图中，在抄写经文的贵妇身后，侍女捧洗侍奉；河南尉氏县元墓壁画进仓图中，官员身后一个童子捧洗而立。
辽《颂经图》（局部）内蒙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宝山村辽墓壁画
元《进仓图》河南省尉氏县后大村元墓壁画
明清时期，洗的材质、形制变得多种多样。制作精巧的盆或者钵形洗置于案头，成为重要的文房用具之一。明代屠隆在《考余事·文房器具笺·笔洗》，对于宋代和明代的笔洗做出了评鉴——
“玉者，有钵盂洗、长方洗、玉环洗，或素或花，工巧拟古。铜者，有古鏒金小洗，有青绿小盂，有小釜、小卮，此五物原非笔洗，今用作洗，最佳。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磬口元肚洗、四卷荷叶洗、卷口蔗段洗、绦环洗、长方洗，但以粉青纹片郎者为贵。有龙泉双鱼洗、菊花瓣洗、钵盂洗、百折洗；有定窑三箍元桶洗、梅花洗、绦环洗、方池洗、柳斗元洗、元口仪棱洗，旁边作笔添者；有宣窑鱼藻洗、葵瓣洗、磬口洗、鼓样青剔白螭洗。近日新作甚多，制亦客观，似未入格。”
清康熙豇豆红釉洗清宫旧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仿汝釉桃式笔洗口径16厘米清宫旧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青玉瓜式洗口径9.3厘米清宫旧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清代的笔洗较前代更是多种多样，作为文人案头的器皿，笔洗一般制作精良、构思巧妙，多为鱼、兽、花果等仿生造型。瓷器为最多，此外还有紫砂、木、竹、玉、水晶、玛瑙、铜、景泰蓝、象牙、犀角等多种材质。
注：本文根据北京/李晔西安/朱连华《小有可观中国古代文房中的水器》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2018年《收藏》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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